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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革時代創造典型形象: 周克芹的鄉土創作之路

編輯:鄧青琳 | 時間:2019-01-23 | 來源:文藝報 向榮 | 瀏覽量: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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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無法選擇自己身處的時代,但每個時代總會選擇一些人、并通過他們來表達時代的需求、時代的呼喚和時代的情緒。改革時代的民族精神也注定要選擇其代表人物來表達和呈現。周克芹無疑就是新時期農村改革所選擇的代言人和書寫者。早在1978年初,承受時代變革思潮感召鼓舞的周克芹,就有了創作《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的激情和沖動,“心里灼熱的情感難以從嘴里、從笑臉上表露出來,總會像火山的巖漿一樣洶涌澎湃,將來通過自己的筆奔涌出來”。(《周克芹文集》下卷,第427頁)

    就在同一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這個《決定》在描述當時的農村現狀時,用了三個“很”字:“農村生產力水平很低,農民生活很苦,擴大再生產的能力很薄弱”。這種“很低、很苦、很薄弱”的狀態,表明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到了亟需改革轉變的歷史關頭、亟需尋找和建構一種新的生產經營體制來改變落后的面貌。當此時代呼喚改革之際,周克芹1978年創作、并于1979年發表的長篇鄉土小說《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猶如金雞啼曉,以其悲愴沉郁的文學話語再現了一個普通農民家庭艱難曲折的歷史際遇,發出了時代變革的先聲,震動了新時期的文壇和社會,并獲得了首屆茅盾文學獎,成為當時最契合時代精神、把“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糅為一體,并預示著“改革文學”來臨的代表性作品。

    周克芹是改革時代最早的幸運者和受惠者。沒有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時代,當代文壇就不會有著名作家周克芹。在此之前,他只是一個被遣返回鄉的有知識愛文學的農民,一個幾十年在風雨中扎根農村土地的農技員。他與農民同呼吸共患難,對農村經濟和農民生活的歷史命運感同身受。他深知新時期農村改革是“中國農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才換來的一場改革,是一場歷史悲劇換來的改革”。(《時代·改革·文學》,《周克芹文集》下卷,第133頁)因其如此,他自覺地把書寫農村改革當做自己義不容辭的文學使命,既為改革鼓與呼,亦為改革憂和思。他說:“改革是我們當今生活的主要內容,我們的創作應該在這方面下很大的功夫,做出歷史性的深刻的反映”(《關于如何反映當前農村生活的通信》《當代文壇》1985年第1期)。從1978年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到1990年他去世前的《秋之惑》,他在新時期創作的全部鄉土小說按時序連結起來就是一部形象生動的、中國農村改革前十余年的文學編年史,同時也是一部農村社會現代轉型期的農民心靈史。他以充沛的激情、冷靜的觀察和深沉的使命感,關注著農村改革每個階段的日常經驗及其出現的新問題,把那些年農村改革的各種重要現象統攝于創作視域中,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切近農村經驗,敘寫了當代農民的心路歷程和價值選擇,為改革時代塑造了許茂、四姑娘、華良玉、王金鳳等一批當代農民的典型形象,反映了我國農村改革變化的時代特征,并以文學想象的方式、提供了改革時代農村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歷史經驗,傳承和拓展了趙樹理、柳青和孫犁等人構建起來的鄉土文學創作的傳統,從而在當代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不可忽略的地位。

    然而,近20年來周克芹的文學史形象實際上已被忽略乃至遺忘了。在幾部頗具權威且影響甚大的《當代文學史》著作中,周克芹及其鄉土小說代表作要么一筆帶過,要么完全缺席。即便提到周克芹的小說,也只點評一下《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而他中晚期的優秀作品則幾乎不著一字。因此,在紀念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語境中,回顧周克芹的鄉土創作之路和改革書寫的文學歷程,很有必要。

    周克芹英年早逝,享年54歲。從1960年發表處女作《秀云與支書》到1990年發表最后一部長篇小說《秋之惑》,他的鄉土小說創作生涯只有30年。

    1960年至1977年是周克芹的早期創作階段。這個階段的重要作品收集在第一部短篇小說集《石家兄妹》(1977)中,共有8篇。關于這一階段的鄉土創作,由于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和時代限制,周克芹的創作實踐只能在“農村題材”一體化的規范中進行。周克芹對這個階段的創作,有一個總結性評價,“只寫過為數不多、質量不高的短篇小說”(《〈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創作之初》《北京師范學院學報》1982年第6期)。這是一個比較客觀的自我評價。現在看來,這些小說雖然有著那個時代的局限性,但周克芹的鄉土創作在人物塑形上,在書寫農村青年干部公而忘私,為農業生產全力以赴時,也不回避描寫他們的感情世界。在親情和愛情、母女情和兄妹情的人倫關系中彰顯出人物的性格和情懷。這些情感書寫大都清新明朗,單純質樸,洋溢著比較濃郁的鄉土氣息。從中還可以看到,他對鄉村農民和年輕干部感情生活及人倫關系的關注與表達,從早期的《云秀和支書》到中期的《桔香、桔香》、再到晚期的《秋之惑》,都是鄉土創作實踐中的重頭戲,是他為當代中國鄉土文學提供的一種重要的藝術經驗。當然,人物性格和情感描寫的過度單純化,也是那個時代烙下的一種創作癥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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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至1984年是中期創作階段,也是周克芹譽滿文壇、激情書寫農村改革故事的重要階段。這也是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中心的農村改革的一個重要階段。在此期間,周克芹雖然轉變了社會身份,成了專業作家,但他像柳青一樣,掛職鄉下,生活在農民中間。他一邊觀察體驗鄉村的變革,一邊勤勉地從事創作,發表了十幾部(篇)鄉土小說,代表作有《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勿忘草》《山月不知心里事》《桔香、桔香》《邱家橋首戶》等等,成為當時正面書寫農村改革生活的代表性作家。這個階段的小說創作以反映現實、貼近生活、再現鄉村社會的時代變革為主旨,在現代與傳統、先進與落后、新思想與舊觀念的復雜關系中,書寫鄉村轉型時期的新氣象和新經驗,并在鄉村新農民、新能人身上,寄寓著深切的美好愿景。另一方面,周克芹對農村改革進程中出現的重要問題及矛盾,有著敏銳的觀察和發現,諸如道德與歷史的悖論、先富與共富的糾葛、物質富裕與精神貧困的反差、現代技術與傳統生產的沖突、集體經營與家庭承包的失衡、進城務工與土地撂荒的裂痕等等,在這階段的小說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描述,從中彰顯出農村改革大業的艱難性和復雜性,以文學想象為農村改革尋找和提供一種審美合法性。這種審美意圖和創作取向,不僅與當時文壇的主流思想完全契合,而且也是周克芹在那個時代的文學環境中對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真切理解和勤奮實踐。他這個時期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改革書寫的當下性。所謂“當下性”在此指的是小說的故事時間與作者的寫作時間具有同構對應的共時態關系。比如《落選》寫的是1980年初的故事,而作者寫作這篇小說的時間也是1980年初。這種故事時間與寫作時間同步一致的當下性,強化了小說文本的紀實性和真實感,建構起文本同現實之間的互文性和互動性,既可能使虛構的小說產生非虛構的藝術效果,也可以使小說藝術地再現改革實踐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從而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獲得一種與當下現實密切相關的問題意識。或許這也是周克芹書寫農村改革的一個創作初衷,他想讓他的小說讀者正面關注農村改革的現實狀態。值得重視的是,作家筆下的當下性還是一種富有歷史感的當下性。歷史在當下的情境中并未缺席。雖然小說沒有正面展現歷史,但歷史已融化進人物的種種經歷,表現在人物的性格特征和行為方式之中。

    自然,當下性的書寫也蘊含著一定程度的審美風險。在強化了作品的仿紀實效果時,亦可能因與敘事對象距離過近而削弱作品的藝術性,產生思想大于形象、主題過于直露的美學癥候。周克芹對此也有充分的自覺意識和審美反思。1984年在《感受·表達》一文中,他便坦承自己“無力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用功,吃了‘主題飯’,寫的東西往往不是形象大于思想,或思想融于形象,而是相反”。他認為這是“沒有遵循藝術規律”造成的。(《青年作家》1984年第7期)在認識到創作的缺陷和癥結后,從1985年開始,他的小說創作就有了比較明顯的變化,地域文化乃至文化人類學同人物性格的互動關系逐漸進入他的小說文本,成為他觀察人生世態、塑造人物性格的一個新維度。所以他特別強調說:“從《綠肥紅瘦》開始,我就嘗試著努力從生活的豐富、復雜的本來面目出發,表現人物性格的豐富性”(《創作終究得從頭做起》,《周克芹文集》下卷,第224頁)。

    于是,從1985年至1990年他就在美學反思和藝術探索中進入了鄉土創作的晚期階段,這個階段是他穩中求變、藝術個性和美學風格相對成熟的創作階段。一方面他繼續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完成了長篇小說《秋之惑》。如果說《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是對10年“文革”農村動蕩歲月的反思和概括,《秋之惑》則是關于農村10年改革進程的回顧與思考。小說塑造的農村青年華良玉,是農村改革轉型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有文化有技術的新型農民,他艱難坎坷的創業道路隱喻著新農村建設道路的艱巨性。而他那種不甘失敗堅韌頑強的創業性格也寄寓著作家的理想和愿望。另一方面,在這個階段中周克芹還創作了一些很值得關注的短篇小說,如《上行車、下行車》《綠肥紅瘦》《人生一站》和《寫意》等等。這些小說同他過去的作品相比,意味著周克芹的鄉土創作已有了新的追求和探索。在一如既往地關注鄉村社會現實生活的同時,人在現實中的生存狀態以及日常經驗中一些不經意的人生況味,悄然出現在文本之中。大時代成為故事發生的背景而不再占據敘事中心。人物的內心情緒與人性的多樣復雜,在敘寫中有了更豐富更深邃的表現空間。在修辭學意義上,一種溫厚的反諷氤氳著小說中的人與事;主題上,地域文化及縣城經驗以人類學視角的觀照被彰顯出來,人物性格的描寫更加蘊含著地域環境和地方經驗的深刻影響。敘事張弛有度,語言含蓄內斂,看似輕描淡寫實則舉重若輕,從而使這些小說抵達了較高的藝術境界,形成了一種極具張力、個性獨特的藝術風格。

    周克芹晚期創作的審美變化,源自作家美學思想和文學觀念的自我更新。正是在新時期文學探索求新的1986年,他認識到時代變化與文學觀念更新是一種雙向互動關系,“時代的發展要求一切觀念,包括文學觀念與之相適應,而文學觀念的移位又常常以其特殊的作用推動時代的發展”。他從中得到一種啟示:“一切有益于文學發展的新的探索,同時也應是有益于時代、社會發展的”(《丙寅說文》《周克芹紀念研究文集》,四川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59頁)。

    而我們從中也看到一個鄉土作家在時代感召下,不懈追求探索、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文學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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